（本文转载自 理论与改革 公众号）
任何现代化探索都会呈现出独特的现代化话语。历史证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中心主义话语叙事建构了现代化的西方话语体系，形成了独占性、绝对性、支配性的西方现代化话语思维，直接影响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认知与实践。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历史性变革中，现代化话语得以重塑，基于中国实践、具有中国特色、呈现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话语显示出了独特的话语特征。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强话语建构，应按照话语生成的“动机—过程—结果”的内在逻辑，在解蔽“政治战略化”“霸权化”“意识形态化”等西方现代化话语的限制性条件的同时，充分考量“历史—现实—未来”等三个基本路向，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的原则、思路、指向，丰富现代化话语的多样性并提供新的建构理路。最终，在“历史—道路—文明”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中，真正形成关于人类现代化的变革性认识和创新性解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创造性发展。
“动机—过程—结果”：理解话语建构的基本逻辑
科学理论指导实践深化，实践不断提升人们的认识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高度。善于总结和运用历史与实践的经验，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从经验中不断获得思想智慧和精神滋养、永葆创新活力的应有态度和科学方法。党对宝贵经验的总结和运用，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站位高度和政治自觉高度。
话语是对“观念—理论”世界的现实性表达。人类之所以善于用话语描绘现象世界，是因为其社会性和实践性能够对客观世界进行深刻能动的表达，并构建出概念化、范畴化与理论化相统一的话语体系。人类在实践中热衷于对现存事物进行概念界定与属性规定，以规范话语准确把握对象化世界的通约性表达。语言是“话语”的理解基础，是人类社会实践和生存的需要，有了语言，话语才能被建构，人类行为才得以合理解释与表达。与此同时，“语言”还是建构事物的中心环节，具有特殊转换力量，在一定条件下可指导实践。话语还涉及语言之外的东西，如行动、交流等方法以及身体、服饰等。话语建构是人类认识事物复杂性的方式，能够有效表达认知与行动，并且可以转化为观念科学。
话语是对“概念世界”通过语言化观念构建产生的现象世界的解释，涵盖“概念—理论—思想”的衍生过程，具有可塑性与开放性。现代化话语建构包含对其概念、范畴和表述的历史性、理论性与现实性认识，体现人类“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言语活动。话语建构应符合“动机—过程—结果”的基本逻辑。一方面，动机是行动的前提，话语建构是事后认识分化的具体表现，具有生产性和建构性。从社会实践角度看，其建构性体现在将零散个体结构化，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需批判到建构的过程。充分理解话语系统中的语言意义等，能掌握建构的基础条件，使话语建构具有理性意义，而当意义有了目的指向时，动机便清晰地展现出来。另一方面，一切事物都是过程，建构包括有形和无形，话语属于无形建构。但是，即便是无形建构，发生过程都是整合性的。一般而言，建构主体会按照确定性原则与主题对客体发挥功用，而在这一过程中，话语通过“关联—交换—适应—转化”等环节逐步建构为一个有着明确边界、属性、功能、意义、发展方向的话语体系。我们认为，话语建构是一个具有规定性目标的实践过程，具有特定的价值指向性，会“随着历史发展，从原始的、注重个别性（当然连同具体的、包含在它们当中的类属性）、逐渐精确并不断积累的经验中，产生了掌握一般的方法”，通过这一方法，它逐渐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将积累的碎片化经验逐渐发展为结构化的理性知识与理论，最终被确立为一种相对理性化与确定化的话语体系，进而对整个话语系统产生实际功用。这就是话语建构的过程。
话语建构的结果是动机和过程的有机统一，过程与结果相互依存，结果是过程的阶段性综合。为理解话语建构的结果，需把握人类设计和运用话语的真实意图，明确建构话语体系的总体目标。事实上，话语建构作为人的行为过程是由“意义”所决定的，而“意义”又是由需求所支配的。欲使话语建构的意义引发特定行为，需符合具体话语情境和对应的赋义过程，它们构成了话语建构的最终结果。综上可见，话语建构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呈现出“动机—过程—结果”的基本逻辑，维护着多元话语建构的正当性。进而言之，话语建构的结果不仅是动机和过程的简单相加，更是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产物。动机决定了话语建构的方向和目标，过程则是实现动机的具体途径和方式。在话语建构的过程中，动机和过程不断相互调整和优化，以达到最佳的结果。同时，话语建构的结果还会对动机和过程产生反馈作用，促使它们不断改进和完善。话语建构的结果还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不同的动机和过程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同一动机和过程在不同的语境和条件下也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此，我们需要对话语建构的结果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评估，以确定其是否符合我们的预期和需求。总之，话语建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涉及动机、过程、语境等多重因素的相互作用。只有深入理解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才能精准把握话语建构的结果，真正实现话语建构的目的。
西方现代化话语建构的核心审辨
在“动机—过程—结果”话语建构的逻辑里，现代化话语更能充分地显示出来，而首先可供观察的对象正是西方现代化话语。总体看来，西方现代化话语具有较为明显的中心主义话语叙事，具有独占性、绝对性、支配性的显著特征，产生了政治战略化、霸权化、意识形态化等前提性的限制性条件。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而言，消除这些限制性条件，是进行自身话语建构的重要前提。
（一）政治战略化：西方现代化话语建构的总体目标
诚然，西方现代文明深化了现代化话语的标识性，而西方现代化话语与西方现代文明相对应，在人类现代化道路中具有先在性与创构性。然而，“话语没有明确的边界，因为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总是改变旧话语、创造新话语、争夺话语边界，扩展话语边界”。在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脉络中，现代化话语具有显著的论争性与开放性。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现代化话语出现明显分化，并逐渐等同于西方化。西方化的现代化话语较早出现在社会学领域，随着概念表述和范畴阐释的深化拓展，逐渐渗入社会科学诸领域，新自由主义式现代化话语在资本逻辑的支持下逐渐盛行。具体而言，在社会思潮等意识形态渗透的过程中，现代化话语成为西方意识形态灌输的新工具，并通过“理念”“制度”“治理”“价值”“文化”等主要路径，以学理化、科学化的方式加速生成和巩固。由此，现代化话语正式成为具有典型政治战略属性的政治话语。
在现代化即西方化的话语转向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大国借此为消除扩张主义行径、塑造资本主义社会整合性价值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南。然而，这些行为也进一步证实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即美国正以自身“利益需要”胁迫国际社会的“公平正义”。从最初一般性概念的混同解释，到与政治目的勾连，再到西方式现代化话语全球扩张，“美国的现代化论者接续了启蒙运动对西方优越性的解释，承袭了那种认为无私而慈善的西方有必要向缺乏‘先进性’的民族提供物质援助和道义监护以指导其前进的帝国主义论调，由此他们从一种从前的世界观中吸取了一些成分，来表达一种适应于自己的时代的世界观”。不难发现，西方现代化的话语构建是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遏制苏联发展的主要政治战略之一，其目的在于利用“现代化”通用概念炮制具有特殊政治功能的话语，干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选择。显然，将现代化话语建构的整体目标视为资本主义的规定动作，并将其作为普遍发展进程的“现代化”，这完全符合资本主义政治战略化确立的基本要义。
（二）霸权化：西方现代化话语建构的基本方向
西方现代化之于人类现代化，其话语建构的有效性与先进性对后发国家话语建构思路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然而，西方在进行现代化话语建构的进程中，辩护性思维和制度优越感相互交织，促成了如同“上帝视角”的现代化话语霸权。这种霸权宣称西方现代化在文化上优越、制度上完备、价值观念上合理，妄图掌握人类现代化话语建构的“权力”，为西方现代化“自我辩护”。很大程度上，这就是帝国主义的话语霸权。
我们认为，西方现代化话语建构遵循了“动机—过程—结果”的基本逻辑。这个基本逻辑始终贯穿着清晰可见的政治立场与工具理性，直接表现在“话语作为一种隐性权力”。为了维护国际资本主义的现存秩序与扩张战略，西方必须设计一套“全面的”现代化话语加以粉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突出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并将其作为衡量现代化的唯一标准。他们更需要隐藏资本主义的真正弊端，通过稳固资本主义在国际舞台的中心地位，建构“完美”的西方现代化话语。其二，强调经济发达的独占性，并以此作为现代化的独占指标。西方现代化话语建构本质是对资本主义生产与流通过程的合理性作辩护，认为现代化的发展必须以经济发达为前提。其三，把西方价值观当作遮掩资本主义属性的工具，以此作为推进现代化的基本范式。这种基于价值观认同的现代化范式，既能招揽拥趸，又能把西方核心价值观的利益链条隐匿起来。事实上，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话语将其限定在资本主义前提下，使现代化变得单一，割裂了现代与传统的联系。
（三）意识形态化：西方现代化话语建构的直接意图
现代化是一种进步话语，各国为适应其发展，塑造了各不相同且独具特色的话语体系，以巩固自身话语的内在意义与意图。从本质上讲，现代化的原初语境与基本范畴和特定的“国家典范”紧密相关，西方现代化与美国的关系便是典型例子。众多西方理论家将美国视作现代化的终极范例，认为可以依据其他国家与美国的差距来衡量其现代化程度。正因为如此，现代化不仅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特征，还体现了美国的意识形态意图。由于现代化内容繁杂、维度多层、进程曲折，难以真正实现“归纳”概括，所以如何包装与雕琢现代化话语便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例如，美国通过强调自身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将其与现代化联系起来，试图塑造一种普世的现代化模式，并利用其国际影响力，推广其现代化话语，影响其他国家现代化进程。显然，这种局限性甚至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现代化的路径也应因地制宜，过分强调单一模式可能导致其他国家忽视自身的特点和需求，盲目追求西方化。
我们需要更加客观、全面地理解现代化，尊重各国的选择和发展道路。在构建现代化话语时，应充分考虑各国的实际情况，避免简单套用西方模式。同时，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共同探索适合人类社会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将现代化话语意识形态化作为目标，“无非是要创建一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性的坐标体系，以描画全球变迁的总体状况”。可见，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为了形成“设置预设”的环节，提前干预其他国家现代化的具体行为，以此达成一种具有前置性的行动模式来框定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在此，西方现代化的一系列概念、话语、意义与技术路线，均服务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传播需要，而西方现代化也就是真正的行为“预先结构世界，预先结构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以便使我们的干预成为可能”。同时，话语运作存在“酝酿—策动—论证—传播”的基础性机理，其描述了话语从产生到传播的过程。在酝酿阶段，话语的主题和内容开始形成，其可能源于个人的思考、社会问题的触发或特定的事件，人们开始对某个话题进行初步的探讨和思考，形成一些初步的观点和想法；在策动阶段，一旦话题被确定，就需要有人或组织来推动话语的发展，专家、政治家、媒体等通过各种方式引起公众关注并激发更多人参与到话语中来；在论证阶段，话语的不断发展开始进入论证和辩论，不同的观点和立场相互碰撞，各种证据、数据、案例等方式将成为话语论证的必要支持，由此话语变得更加深入、全面和有说服力；在传播阶段，话语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传播以扩大其影响力，在这个过程中，话语可能会被进一步解读、讨论和引用，从而引发更多的思考和行动。整体上看，“酝酿—策动—论证—传播”是一个循环的过程，话语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展和演变。由此可见，西方现代化模式绝不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学术概念来使之规范化，而是把它打造为普适性的基本理论，掩藏在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幻象下，以一种工具性手段塑造成“普世性话语”与“通用性方法论”，借此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进行渗透与干预。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的基本路向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以遵循现代化的客观历史、时代特征与发展规律性等为独特表现，呈现出“承接历史—观照现实—面向未来”的基本路向。在“历史—现实—未来”的发展路向中蕴含着话语建构原则、思路与根本指向，真正地内嵌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的逻辑中。
（一）建立“传统—现代”二元贯通的话语建构原则
历史证明，西方发达国家长时间支配现代化话语解释权。在西方现代化的话语框架中，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没能作为现代化的弄潮儿是因为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明显的断裂，并从内因或外因两个对立的层面来武断判定东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而“传统—现代”二元化则成为区分传统与现代社会的话语标准。然而，现代化是从不同类型的传统文明或传统社会中演变而来的，其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是历史发展的实然产物。在《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恩格斯就已经指出现代社会是“随着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而开始的”，是人类生产方式的变革“推动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同时又推动了整个市民社会的变革”，工业化带来了社会历史阶段与传统社会基础之间的分歧，但工业革命的确是现代化的实质动因，具有里程碑意义；而从“传统—现代”的发展维度看，现代化具有历时性的发展特征，但这不等于发展是单线条，更不能说西方模式是此种单线条的唯一形式。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演进中，“传统—现代”的转变并非单纯的二元对立或单向发展，而是一种辩证统一的连续过程。在传统与现代的相互交融中，传统得以创造性地转化为现代，传统性也创新性地发展为现代性。这种转化和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渐进的。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社会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逐渐发生变化，呈现出由同质化向多样化演进的特征。例如，在经济领域，传统的农业经济逐渐向工业经济和现代服务业转型，同时也出现了各种新型的经济模式和产业形态；在政治领域，传统的专制政治逐渐向民主法治转变，同时也出现了各种新型的政治参与方式和治理模式；在文化领域，传统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逐渐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同时也出现了各种新型的文化表达形式和传播方式。现代化的发展程度越高，文明形态就应该越多样化。这是因为现代化的发展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机会，使得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兴趣来发展自己的个性和才能。当然，现代化的发展也推动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使得各种文化元素能够相互借鉴和吸收，进而形成更加丰富多彩的文明形态。由此可见，“传统—现代”的转变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连续发展过程，现代化的发展并非对传统的彻底摒弃，而是在继承传统社会文明成分的基础上不断演变和发展而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创造性地转化为现代，传统性创新性地发展为现代性，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呈现出由同质化向多样化演进的文明进步特征。
“在现实的社会大转变过程中，现代性与传统两类因素并非简单地进行对立的线性运动，而是处在众多的其他因素一起互动的复杂网络之中，受许多因素的牵动。”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化是源于传统社会而又超越传统社会的质变形态，其以“人的需要”为前提，工业化为起点，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调适中催生社会结构的有序分化与社会机体的具体生成，继而实现量变与质变相统一。在这里，“人既是推进社会机体运动发展的唯一能动的源泉，也是全部社会联系和关系的实际承担者，正是通过人这一中间环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换言之，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真正主体，也是现代化的内容变革与方式变化的真正动力。事实上，人的需要始终都是社会变革的根本目的，并且从社会发展的目的论来看，社会机体发展的首要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现代化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社会机体中的人通过实践活动形成的社会发展形态。总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遵循“传统—现代”二元贯通的原则，充分彰显了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延续性。
（二）遵循“历史与现实有机统一”的话语建构思路
现代化话语建构应遵循历史与现实有机统一的基本思路，既要从历史维度来审视话语建构的缘起，又要注意其现实意涵。唯此，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逻辑才能真正体现在话语建构中。
历史地看，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往往被视为现代化的最显著特征，现代化话语或多或少地都在推崇“资本驱动发展”的建构理路，以解释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合法性。然而，随着西方现代化现实困境的凸显，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渗透下的瓶颈愈发明显，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的逆向衰退难题加速加剧。显然，西方现代化话语背后隐藏着资本优先发展与利己主义的建构逻辑，这直接导致了西方现代化话语建构的根本困境。事实上，在西方发达国家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因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两极分化、社会结构紊乱、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愈发严重，甚至有可能最终形成不可逆转的局面。由此可见，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探索和凝练而成的现代化话语逐渐被扭曲，甚至这种扭曲本身都被西方视为是正常的。因此，我们应当对西方现代化话语进行反思和批判，探索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现代化道路。
与西方现代化话语的建构思路不同，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构建基于中国对现代化的历史与实践的理论阐发和经验阐释。众所周知，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现代化的历史现象和基本事实，以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和必然产物为前提，以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变革性发展的核心内容和共同特征为基础。正因为如此，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并非抽象形式，而是聚焦本土实现现代化的基本要素，在具体实践中呈现的理论叙事。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对党情、国情、世情的综合考量和科学判断，创造性地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实践要求，习近平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融入和助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对人类现代化如何发展及怎样发展提出的变革性认识。“三大全球倡议”的提出，不仅对全球共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起到了战略引领作用，而且为人类现代化发展向何处去、如何推进、怎样发展提供了科学解答，也推动了现代化话语的时代变革。
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是一种面向世界历史发展，关乎人类共生、共存、共荣的现代化话语。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需要坚持以“现实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理念和价值遵循，面向全人类共同价值，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探索问题指向、实践指向、现实指向相统一的话语建构方式，真正破除“现代化=西方化”的话语建构误区。
（三）坚持“‘人的现代化’而非‘物的现代化’”的话语建构根本指向
归根结底，现代化的本质在于人的现代化。相较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对“现实的人”的现代化予以了尤为突出的重视，这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显著特征”之上。故而，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关键意义便在于打破“无人身的理性”，从而坚定不移地朝着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方向持续迈进。
众所周知，人与物这一关系性命题，向来是社会进步与人类发展必须探究的本质性问题。在人类社会中，物质的背后往往隐匿着一种利益关系，而这种利益关系在特定意义上实则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也成为推动社会生产的核心动因。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形态的演进内在地包含了人与物之间的基本关系，乃是基于此关系的结构性推进。首先，人与物质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在物的使用价值的基础上呈现出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这是一种自然意义上人类对物的基本认知。继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而产生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物的自然属性便过渡到价值属性，物质进而成为以交换价值为前提的社会关系的强化体现。最终，当共同富裕真正以“人的自由个性”为前提时，现代社会也步入了最为高级的发展阶段。我们认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实质上就是人与物关系的转化进程，物质的重要性在此显而易见。不过，物质终究是服务于人的，物质财富的创造虽然是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动力之一，但并非根本所在。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在根本上无法实现“人的现代化”，正是因为西方现代化本末倒置了人与物的主体地位。
总之，人乃物之根本，物是人创造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根本指向，同时兼顾人与物关系相协调的现代化，以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统一的现代化。例如，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既强调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丰富，又注重人的素质提升、精神文明建设，通过教育、文化等多方面举措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正是对人与物关系的科学统筹和正确把握。再如，我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公平正义、民生福祉，让人民群众在现代化进程中切实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在协调人与物关系上的独特智慧和有效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的具体面向
只要客观比较西方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的基本理路，便不难发现，在“历史—现实—未来”等三个基本维度上，中国式现代化有独特的比较话语优势。所以，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时加强其话语体系构建，需重视“转换性话语、解释性话语、修复性话语”这三个具体话语构建方向，以提升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可接受性及其传播力、亲和力、吸引力。由此，中国式现代化所建构的话语体系内蕴历史面向、道路面向与文明面向，它们不仅递进统一，而且相辅相成，并于发展样态中共同诠释“中国式”。
（一）历史面向：作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中国式现代化
从历时性角度看，人类的现代化进程肇始于西方，具有历史的先发优势。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构建，在借鉴西方现代化话语的历史叙事基础上，应该更加注重历史的总体性，特别应注意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从范畴关系看，现代化与传统相对应，但这种传统不应成为非西方的身份标签，而应是一元历史发展的本质标识。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现代化从侧面证明了“中国走上通向现代社会之路的大变革是由外力推动的”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式现代化所提供的全新模式，决定了两种现代化话语的历史属性全然不同。
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中国对世界现代化的独特贡献。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因此，必须首先由“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进行话语的转换。在这里，话语转换是话语建构的基础，其根本任务是将以前的与现在的、历史的与现实的、理论的与实践的等不同时空、不同维度的话语结构进行科学性的“对应—辨析—转换”的过程。“对应”是话语运行的起始，指的是不同的话语元素、观点、概念等开始互相匹配和关联，其目的在于寻找话语之间的相似点、呼应关系或逻辑对应之处，由此初步建立不同话语之间的联系，为分析和理解奠定基础。而完成对应后，需要对相关话语进行深入分析和辨别。“辨析”包括审查话语的内涵、外延、语境、目的等，其目的在于澄清和明确话语的真正意义、价值及可能存在的差异和矛盾，由此区分出不同话语在具体观点、立场、方法等方面的不同，揭示话语背后的深层逻辑和意图。在此基础上，需要对某些话语加以调整、改变或转换。“转换”可以是在表述方式上的变化，也可以是在意义层面上的重新解读或重构，由此话语便可以更好地适应特定的情境、受众或目的，不同话语之间的融合与交流也会更加顺畅。总体来看，三者构成了话语转换的整体过程，反映了话语在交流、互动和发展中的动态性，直接体现着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根本原则。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坚持探索在中国大地实现现代化，积累了丰富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话语，实现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作为的话语转变。反思西方现代化话语建构本质逻辑，自主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话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底色，“四个现代化”为具体目标，“中国式的现代化”为总体构想，开辟并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见，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变革逻辑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呈现出“被动接受现代化—迎难追赶现代化—主动顺应现代化—自觉建构现代化”的逻辑主线，党对现代化话语建构路向始终坚持“历史—理论—现实”统一，经综合考量与具体研判进行科学性建构。
（二）道路面向：作为人类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
事实证明，对于中国，“西方强势话语给主流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和话语权带来极大挑战”。在很大程度上，这不但给中国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带来重重困难，而且还威胁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认同与自信。对此，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积极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有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解释性话语建构。
有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解释性话语建构，需要一种全面的话语理解思维以及积极的话语解释方式，对现代化实践的丰富叙事予以充分的话语分析，从而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并逐步使其体系化。在此过程中，应当坚持以我为主，注重中国式现代化基本经验的符号化、标签化和概念化。同时，要将反思西方现代化话语以及现代化话语权的现实争夺当作重要手段，在正面证成和针对性批判中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正当性给予话语支撑。毋庸置疑，任何国家均希望选择契合本国国情和需求的现代化道路，并在多元化现代化道路的共同摸索中创造出同属于现代化的实践价值，于具体、历史与现实的探索里不断拓宽本国所选定的现代化道路。正是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在话语建构中，由于国家不同、时空不同、条件不同、样态不同等异质性特点，人类推进实现现代化的历史必然出现现代化道路的复杂话语。在这里，一般性与特殊性都应当得到尊重和展现。就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来说，现代化话语在道路方面的指向需要兼顾持续性和阶段性，要在稳定发展中进行整体性呈现，于现代化道路的共同特征里凸显出中国道路的本土特色。从政治话语分析视角看，中国共产党人在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时始终遵循着现代化的实践特征，并非局限于某个抽象概念范畴，而是有着具体化的表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就是此种表述的集中体现。总之，中国式现代化解释性话语的建构逻辑确实符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话语建构的科学路径，增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话语主动权。
（三）文明面向：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
纵观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进程，英国等发达国家开启新工业革命的资本供给和来源主要是对殖民地财富的掠夺，通过“殖民剥削方式进行‘原始’资本积累”。这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伴生了“物的拜物教”与“资本逻辑的越界支配”问题。历史证明，资本主义以物为根本的现代化无法让现代社会全面现代化，反而会在资本控制下形成难以缝合的两极分化局面。资本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本质力量，同时衍生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与资本拜物教等现实情况，导致人的异化全面发生。总之，西方现代化话语的建构无法真正遮蔽资本逻辑，而这必然阻碍现代化在多样化的实现路径中创设文明新形态。
在文明形态演变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主要体现在两个关键方面。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不但契合社会主义发展的整体逻辑，还充分彰显出中国发展独有的中国特色。它全面考量了中国的国情与实际，将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状况紧密融合，铸就了一套既遵循科学规律又极具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展现了中国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智慧与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特色鲜明的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的核心要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迅猛推进，话语体系日臻完善，初步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人类文明新形态显著标识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有力凸显了当今世界发展的时代现实性、人的主体性、价值的公共性以及文化的文明性等特质，以新质生产力、共同富裕、全过程人民民主、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为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
不难发现，“中国式现代化是驾驭资本、扬弃资本逻辑与批判吸收资本主义文明发展成果的现代化新道路，破除了现代化道路的资本主义路径垄断与现代化的西方霸权历史，为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拓展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新途径，创造了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与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形态”。正是由于在颠覆资本逻辑的同时树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从根本上破除了物质主宰人的总体性幻象，确立了以“现实的人”为主体的话语建构逻辑，实现了话语建构的本质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