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兼具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属性，是维护和增进“政党—国家—民族—文化—道路”认同的综合性范畴。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明确的政治指向，借由历史怀疑论与不可知论，实施对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否定与曲解，企图借此消解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自豪感，弱化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抑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与发展。

（一）国家层面：编纂“无中国说”与“去中国化”的话术

中国史，就是中华民族史［31］。中国各民族与地区的历史叙事构成中国历史的整体，它们共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32］然而，历史虚无主义以民族历史与民族身份为切口制造民族矛盾，通过虚构和篡改的方式，意图否定中国历史时空的延续性与完整性，意图瓦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

其一，在整体历史上，历史虚无主义意图以“无中国说”论调在源处截断中华民族历史的系统性与正当性。历史虚无主义者基于西方民族国家立场来审视中国，将“虚无”触角延伸至中国古代历史，通过炮制所谓“胡族汉化亡国论”“长城以外非中国论”“元清非中国论”“崖山之后无中国论”“新清史”等学术观点，否定中国自古以来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解构中国史与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完整性与连贯性。

其二，在中国边疆地区，历史虚无主义以“去中国化”论调割裂中国历史的统一性。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基问题，台湾、香港与新疆等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然而，囿于历史与国际政治原因，台湾等地区长期散落着历史虚无主义。美西方等反华势力通过编纂“毒教材”等手段扩散历史虚无主义，从新疆“毒教材”到香港“反国教、非法占中、修例风波”，再到台湾新教材“历史课纲微调”，都显示历史虚无主义对特定地区教育、舆论与文化领域的侵害。这使得一段时间在香港地区“‘港独史观’冒起、‘恨国史观’流传”［33］；在台湾地区“民进党当局在台湾岛推行‘去中国化’‘去中华民国化’‘去蒋介石化’等一系列‘台独’行径”［34］，炒作所谓“台湾原住民史观”“台湾国族论”“台湾民族自决论”等历史虚无主义论调；在西藏与新疆地区“鼓吹反动的历史观、民族观和国家观，在西藏和新疆的历史归属问题上散布歪理邪说”［35］，使其与种族主义、宗教主义、恐怖主义进行融合，意图制造国家与民族分裂的乱局。

（二）民族层面：酵化“共同体意识”与“各民族意识”的矛盾

民族意识经由民族成员交往而产生，是在“认同”与“认异”的过程中形成的关于民族身份的情感意识。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民族因语言、历史、习俗等差异，会生成不同层次和强度的本民族意识，由此形成共同体意识与各民族意识的范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36］。然而，历史虚无主义以偏概全，选取民族差异性为切口，以各民族差异性遮蔽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割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民族意识的辩证关系。

其一，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人们有着特殊的生活环境与文化环境，在宗教信仰、语言文字、风俗礼仪、生活习惯等方面具有独立的民族特性。这种特性本是一种客观存在，同时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历史虚无主义肆意放大民族特性，借古否今，片面聚焦和夸大乃至于编纂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与民族冲突，将中华民族发展史曲解为“民族斗争史”与“民族压迫史”，意在“以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排他意识为特征，鼓吹民族歧视，煽动民族仇恨”［37］，以此冲击各民族“互融互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制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本民族意识的裂隙。

其二，近年来，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大众认知中存在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汉族中心主义，这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非常不利［38］。受此观念蛊惑，在社交媒体与自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下，历史虚无主义者将片面、偏激乃至错误解读的元清历史文帖进行流传，刻意制造民族历史争端议题，使网络出现部分民族歧视言论，表现出明显的情绪化、排外性和暴力性特征。这种网络非理性话语表达出历史虚无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的苟合，缺乏对中华民族历史的正确认知和少数民族情感的关照，背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意。

（三）文化层面：实施“去主流化”与“以西为美”的双重基调

历史与文化相互依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39］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历史与文化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共同“虚无”意图驱使下，同文化虚无主义相勾连，裁剪与篡改历史文化史实，在纵向维度上“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消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40］，在横向维度上对西方外来文化的依附，意在瓦解中华文化的自主性，混乱国民的文化观与价值观，颠倒是非、善恶、荣辱的标准，企图诱发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与认同危机。

其一，历史虚无主义以“去主流化”消解中华民族的精神主体性。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困境，中华民族在精神上一度陷入被动。一些人士受到“西方中心论”影响，一度将近代中国贫弱境遇归咎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视中华文明为愚昧与落后，完全否定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精华，主张全面清算中华传统文化的弊端。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历史虚无主义借助网络平台将文化变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实施“文化资本化”与“资本文化化”策略，宣扬利己主义、消费主义与泛娱乐主义，消解文化育人与化人的崇高价值。这既贬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意图解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意涵。有的直播、影视等采取娱乐化、篡改化方式，“把严肃的经典、正统的历史和崇高的英雄演绎编造成一个个‘包袱’‘笑料’在网络上推送传播，不少正面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恶搞中被歪曲和丑化”［41］。如2023年爆出的“丁汝昌投降图”“火烧圆明园插图”“人教版数学教材插图”等事件，表明历史虚无主义对教育界与文化界的渗透非常隐蔽。

其二，历史虚无主义“以西为美”消解中华民族的精神独立性。受到西方文化与政治霸权的影响，历史虚无主义奉行“西方文明优越论”，片面以生产力为基座将西方粉饰为先进的高等文化，转而贬损并抽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观念，以此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虚无主义以西方文化为坐标系，服从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发表了系列“厚西薄中”的话题，旨在以隐形价值渗透的方式向国民兜售资本主义文化观念，以“鸠占鹊巢”的方式颠覆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主流价值地位的格局。这种虚无论调让中华文明易陷入“失语”困境，阻碍各族人民文化自信的生成。

（四）政党层面：炒作“执政合法性”与“执政效能性”议题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政治保障，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核心。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意涵，政治认同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然而，“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3］79。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意图，旨在刻意弱化甚至是否定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中的领导作用，并干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认同。

其一，制造“质疑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和先进性”议题。历史虚无主义始终意图否定党的执政正当性、必然性与科学性，通过设计所谓“革命破坏论”“领袖权力斗争阴谋论”“负面历史人物美化论”“英雄虚构论”“政党腐败论”等论调，选择性忽视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将一切社会问题与弊端归咎于党的领导。与此同时，美化外国侵华史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随之兴起，它宣称近代西方入侵“促进”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带来了思想、文化、技术、制度等先进要素，将外国侵华史的焦点从“殖民战争”偷换为所谓“生产力与思想解放”，企图洗白西方侵略史，标榜“西方现代化优胜论”。这些观点直接或间接地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开展革命、建设与改革中的价值、形象与成效，容易消解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和爱国英雄的价值认同，让各族人民产生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疑虑，稀释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认同意识。

其二，制造“质疑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工作的成效”议题。历史虚无主义刻意否认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领导，质疑党的民族政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攻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选择性遮蔽党领导少数民族在革命、建设与改革中取得的辉煌成就，转而对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细节问题歪曲特写，如将贫富差距问题曲解为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差距，离间各民族关系和情感。此外，所谓“中国民族问题”一直被美西方作为钳制和分化中国的工具，他们借助历史虚无主义，炒作“人权”议题，编造“强迫劳动”“抹除少数民族文化”“限制宗教自由”等谎言，人为编纂所谓“新疆问题”与“西藏问题”，意图抹黑党的民族工作与政策、在国际上引发反华舆论。这种民族工作虚无论调不仅制造各民族的认知与情感隔阂，更丑化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形象，对党和国家的权威造成不良影响，消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和情感基础。

（五）道路层面：攻讦“两个时期”否定民族复兴道路必然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着物质、精神与制度基础，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然而，历史虚无主义虚无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联与性质，企图借此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当性与有效性。

其一，设置“两个时期对立论”议题。马克思在论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时指出，“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42］，这指明了社会形态演进是历史阶段前后扬弃的过程。针对如何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3］78，“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3]78-79。历史虚无主义忽略社会形态更替的客观规律与中国具体实际，一方面断言中国需要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大峡谷才能够建设社会主义，进而否定改革开放前30年实践探索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将改革开放以来对政治经济领域的制度改革歪曲为对“真正社会主义”的背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43］，以此曲解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性质。

其二，设置“改革开放成效论”议题。历史虚无主义在设置“两个时期对立论”的基础上炒作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与社会议题，妄称“改革开放是导致贫富差距、贪污腐败、自然生态破坏等现象的‘元凶’”［44］。这种虚无论调无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社会现象存在规律，片面将特权、贪腐、贫富等人类普遍性问题同“主义”与“道路”挂钩，将其作为评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准，以此把所有问题归咎为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与改革开放。事实上，纵观古今中外，诸如腐败、贫富差距等问题是历史性与世界性的难题，其本质是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而绝非中国专属。历史虚无主义以“有所虚无、有所不虚”的选择性态度，错误地进行问题归责，罔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外交等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绝口不提，企图将各族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效的思索引向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