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 探索杂志 公众号)
超大城市因其具有无可比拟的规模经济效应、资源集聚效应和创新发展能力,日益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和增长极,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超大城市是以人为中心进行的空间延展,当人口变迁给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的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带来新挑战时,在“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城市治理理念下,积极探索我国超大城市基层治理体系面对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和人口流动等人口变迁带来挑战的改革创新路径,创新推动符合自身特点的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之路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升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有助于不断提升系统治理、协同治理、智慧治理和精细治理水平并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潜在的超大城市及其他城市治理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人口变迁视角下我国超大城市基层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科学理论指导实践深化,实践不断提升人们的认识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高度。善于总结和运用历史与实践的经验,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从经验中不断获得思想智慧和精神滋养、永葆创新活力的应有态度和科学方法。党对宝贵经验的总结和运用,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站位高度和政治自觉高度。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超大城市市域总人口约为1.5亿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0.4%[1]。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超大城市新增人口2827.5万人,占全国新增人口的39.2%。与此同时,随着超大城市人口数量增加带来了人口空间分布更为密集、人口结构异质化特征更加明显、人口利益诉求更为多元多变、人口治理风险更易累积叠加等新的特征,给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带来新的挑战。
(一)庞大的人口数量对完善超大城市基层治理体系提出新挑战
由于超大城市良好的对外开放条件、巨大的就业机会,大量人口向超大城市聚集,使得超大城市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推动城镇化和规模经济的主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城市快速扩张和人口越来越多,城市管理难度越来越大。”[2]4“抓城市工作,一定要抓住城市管理和服务这个重点。”[2]82为此,从管理体制来看,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超大城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不断扩张,治理压力和治理风险相应提高,传统基层治理的资源配置方式、服务能力等面临新的挑战。比如,如何进一步理顺部门与街道以及街道与社区的权责关系,从根本上解决“条块”自身结构性困境、“条块”之间结构性矛盾以及“条块治理”封闭性困境问题,推动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以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从服务体制来看,如何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各类组织的力量,尤其是发挥商品房社区、单位型社区等各类社区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作用,为大量人口提供差异化、精准化、专业化的公共服务是超大城市基层公共服务面临的巨大挑战。超大城市地域面积广、管理层次多、管理幅度大、治理情况相对复杂,迫切需要在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的基础上更广泛、更系统地运用网格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来破解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的体制性障碍与结构性矛盾,以数字化治理助力深化超大城市基层治理体系改革。事实上,通过技术支撑管理扁平化和网格化推动治理重心向基层下沉,并撬动行政体制改革,其成效在超大城市基层治理创新实践中已表现明显。
(二)快速人口老龄化对完善超大城市老龄社会治理体系提出新要求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由于深圳、广州、东莞受大量年轻的外来人口流入影响,其人口老龄化程度不高,但其余7个超大城市人口老龄化形势比较严重,上海、重庆等地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位居全国前列。尽管北京、上海、天津的老龄社会治理绩效排在全国前列,但快速增长的人口老龄化与超大城市老龄社会治理之间的张力不断增大。尤其是随着这些超大城市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攀升,社区成为老龄化的主要空间载体,涉及社区衰退、社区贫困、社区安全、老年人身心健康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但从目前老龄社会治理来看,“要保证城乡社区老龄工作有人抓、老年人事情有人管、老年人困难有人帮”[3]的治理目标还未完全实现。同时,随着老年人经济上更加富足,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对公平正义的要求越来越高,政治上更加积极主动,如何创新老年人社区参与渠道、增加社会参与度、增强社会凝聚力并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成为超大城市降低社会运行风险、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内容。此外,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医疗服务需求特点决定了基层医疗服务在促进老年健康中的重要地位,但目前基层医疗、养老等资源配置中还存在人均资源分布不均、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社区养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常见病和多发病诊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健康管理等任务,但目前还存在部分科室配置不齐、设施设备陈旧、全科医生诊疗能力有限等问题,难以满足超大城市社区老人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亟待完善基层医疗、养老等资源配置机制,不断提高基层医疗、养老等服务的可及性和满意度。
(三)人口快速流动对超大城市基层数据治理能力提出新要求
流动人口作为改革开放后我国人口流动最主要的行为主体,40余年间,流动人口的规模扩大了约58倍,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也从1982年的0.7%上升至2021年的27.3%[4]。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流动人口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关键要素,其背后承载了流动的产业和资本等要素,直接导致超大城市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乃至人口空间布局的结构性重塑。因此,有效利用好超大城市人口数据,对引导超大城市各类资源要素合理配置以及提升超大城市宜居、韧性、智慧水平具有重要价值。但目前我国超大城市人口数据还面临数据库不健全、数据开发和利用不足以及人口管理制度不规范等问题。在数据库建设方面,目前超大城市人口数据的主要来源是人口普查、人口信息系统和行政登记数据,微观调查数据缺乏超大城市代表性。目前国内较为权威的微观数据库包括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等,抽样形成的是全国样本,其代表性在城市层面不足,难以代表超大城市人口发展特征。同时,随着超大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政府各部门掌握的流动人口信息相对封闭,导致人口管理部门在管理和服务上跟不上、跟不紧,亟待构建权威、统一的超大城市人口数据库。此外,在人口数据库开发和利用方面,由于目前数据建设、维护和管理归属不同的业务部门,多头管理、标准不一,跨部门的数据标准化建设机制、数据共享机制、数据分布式维护机制等还未建立,数据重复采集、资源浪费以及数据不一致导致自然、社会、经济等多维度人口属性信息融合不充分,开发利用还面临着很多挑战和实际困难。
人口变迁视角下推进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主要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城市工作,要顺应城市工作新形势、改革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这是我们做好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312000年5月,联合国在《健全的城市管理:规范框架》中提出健全的城市管理的七项标准,即可持续性、权力下放、公平性、效率、透明度和责任分明、公民参与和公民作用、安全保障。因此,在推进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握人口变迁特点,持续深化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改革创新,推动超大城市基层治理转型升级,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新路子。
(一)健全基层治理体系,提升超大城市基层管理与服务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的竞争力、活力、魅力,离不开高水平管理。”[2]73“城市管理中的一些问题,主要原因在于体制机制不顺,因此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2]105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推动形成超大特大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健全乡镇(街道)职责和权力、资源相匹配制度,加强乡镇(街道)服务管理力量”。为此,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充分发挥超大城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和机制引领作用。一方面,深化超大城市乡镇(街道)改革。学习借鉴新修订的《武汉市街道办事处条例》中“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街道面积、常住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等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合理设置街道办事处的内设机构,科学配置人员编制”做法,把常住人口多少作为乡镇(街道)职责和权力、资源匹配,尤其是人员编制等资源匹配的重要因素。深化基层行政区划设置改革,改变基层行政区划设置与人口规模脱节现象,赋予特大镇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经济社会管理权。完善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以公众需求为驱动力,提供贴近生活的服务,增强社区服务群众功能。另一方面,加快推动数字化变革,提高超大城市智慧治理效能。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责任到人的“一网统管”平台,超越传统治理模式,打破超大城市治理条块壁垒。整合“市—区(县)—乡镇(街道)—社区(网格)”等层级,实现一体化协同交互与功能集成,涵盖问题感知至绩效考核全流程,解决职责分散、沟通不畅等问题。构建三级城运中心作为统筹机构,灵活调度资源,促进条块合作,实现高效治理。面对紧急事项,“平战结合”策略确保快速响应,提升治理灵活性与高效性。
(二)加强制度建设和政策创新,提升超大城市老龄社会治理效能
《世界老龄问题宣言》提出,要“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或“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融、共建、共享的社会”。随着超大城市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提升共融、共建、共享的老龄社会治理水平成为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重要目的。老龄社会的制度建设和政策创新是最为关键的改革向度。在制度建设方面,在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下,进一步完善基层党组织服务联系老年人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在老龄社会治理中的政策引导、资金投入、兜底保障、管理监督、绩效考核职能,充分发挥市场组织、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老龄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发挥家庭养老的基础作用,形成多元主体责任共担、老龄社会治理人人参与的新局面。在完善政策方面,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构建与老年人需求匹配的“目标一致、功能协调、衔接配套”的政策体系,确保超大城市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可持续发展。当然,要推动老龄社会治理取得更好的成效,还需更多发挥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社区治理作用。20世纪50年代,联合国提出“社会进步经由社区发展”的重要论断。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2]77为此,要充分发挥超大城市社区居家养老在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增加老年人社交互动、满足老年人个性化需求、减轻老年人家庭负担等方面的优势,通过政策迭代升级,更加彰显超大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作为准公共产品的社会性、公共性和生活性,更好满足超大城市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
(三)强化人口数据支撑,为超大城市智慧治理提供强大保障
2024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财政部、自然资源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深化智慧城市发展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全领域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全方位增强城市数字化转型支撑、全过程优化城市数字化转型生态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人口管理制度”,这为加快推动以人口数据为支撑的超大城市数字治理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为此,建议在超大城市试点构建数据资源管理一体化框架,推动人口数据的集中采集与共享利用,为今后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人口登记管理、人口信息管理和人口服务管理制度积累经验。在此基础上,加强对超大城市人口数据的分析研究,为全面提升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提供基础性支撑。一方面,继续推进超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完善人口管理制度。事实上,目前存在城市落户限制的主要在超大特大城市,尤其在经济较为发达的超大城市。2024年7月,国务院印发的《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指出:“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推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这为超大城市人口管理制度创新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将城市人口数据治理与网格化管理结合起来,以“一件事一次办”为契机融合跨部门数据,部门依据职能采集数据,社区对所辖网格数据核准,数据聚合到城市人口数据中心,实现人口数据动态更新。同时,运用先进的机器学习算法等技术,加大对人口数据的开发和利用。随着超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大量人口流向超大城市,对超大城市学校、医院、养老院、交通基础设施等公共资源供给提出严峻挑战。为此,可以深度挖掘超大城市人口数据潜力、深入分析海量信息、把握人口发展客观规律,为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提升政务服务水平、有效防范公共风险、促进超大城市人口合理集聚和有序流动提供科学依据,推动形成超大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
参考文献:
[1]孟立联,孟榆.中国超大城市人口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以成都为例[J].人口与社会,2022(1):81-93.
[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
[3]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N].人民日报,2016-05-29.
[4]段成荣,邱玉鼎.迁徙中国形态下人口流动最新趋势及治理转向[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3(4):118-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