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民本”的政治正当性原则

“共同体”思想贯穿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之中，有“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等诸多形态，这些论述是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传统的理论指南。中华民族的早期起源便呈现出多元同时涌现的特征，华夏大地上的不同族群经过长期的交互融通，使得周边族群不断地向中心汇聚，逐渐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族群凝聚传统。这种多元一体的族群凝聚传统，是华夏各族群融通共生的产物，又反过来不断向内吸纳与凝聚天下场域内的不同族群。经过2000多年的融合与变迁，多元一体的凝聚传统愈发巩固，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9月27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更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相结合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

在中华民族的起源时期，华夏大地上的众多族群所建立的政治文明单位经过长期的交流互通进而凝聚为一体，形成了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交融共生的“天下”，在天下交融共生的历程中，逐渐涌现出夏和商这样在“协和万邦”事业中具有领导地位的大国。随后，周监于二代，以制度化的方式促进了多元族群进一步凝聚成政治文明共同体。特别是，周代采取了更为严密的列土封君赐民的分封制度，将长久以来的不同姓族和宗族分配在各封国之中，使他们更为广泛而深入地形成“地缘单位的政治性格”，使其交融共生的程度极大提升。在分封制的基础上，通过确立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君臣关系，周人将不同族群-地域单位整合到了以周天子为核心的礼乐秩序之中，形成了天下一家的伦理政治共同体。

如果说西周分封大一统形塑了多元一体的族群凝聚传统，那么秦汉王朝则开辟了儒法合作的帝制大一统，巩固与发展了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秦统一六国之后，一方面以郡县制将此前各诸侯国的疆土和人民纳入直接统治，并通过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等措施，真正实现了“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另一方面，秦朝也并未忽视郡县大一统之内不同文化传统的差异性，对不同风俗的地区和民众采取了多样化的治理措施。汉王朝建立后，灵活地运用郡县和封国并行的制度方略，一方面逐渐削弱中心地区的各诸侯国，用郡县制代替了郡国制，另一方面用封国制度凝聚边地族群，从而在更大范围内建立了容纳不同文化传统的郡国并行体系。通过灵活的制度施设和治理措施，边地族群与中原族群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秦对百越地区设郡县，还是汉在西域设立都护府，抑或是匈奴族群的内迁，其内在的一致在于秦汉王朝不断努力吸纳与凝聚边地族群，将多个族群联结为一个大规模的政治共同体。正是在中心族群与边地族群互相依存与往来交互的融通之下，秦汉王朝所奠定的大一统规模在后世得到不断重建。

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游牧族群越过长城，入主中原，纷纷建国，自称为中华正统，开启了漫长的族群融合期。然而，对于游牧族群而言，若要承担华夏政治文明敬天保民的责任，不仅要实现编户齐民的国家形态转变，而且要成为接续华夏礼乐文明的有道之国。具有代表性的是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权。道武帝实行的改革，使得拓跋部族完成了从部落到国家的形态转变，孝文帝则进一步尝试通过礼制改革与鼓励胡汉通婚等政策，努力将不同族群整合到一个分享共同礼俗生活的新伦理政治单位，北魏也由此成为当时北方的中心，呈现出与南方政权争夺正统的政治姿态。魏晋南北朝的族群融合不仅强化了不同族群和谐共生的天下秩序，而且孕育了隋唐的大一统。

正因为隋唐帝国是多元族群融合的产物，所以能展示出包容华夏夷狄的宏大气象。面对周边各族群，唐朝实行了郡县统治与怀柔羁縻相结合的复合型治理架构，通过在边疆区域设置大量羁縻府州，保障了边地的稳定与繁荣。这些羁縻府州的长官往往是获得中央政府任命的边地族群首领，既效忠于唐朝，又拥有充分的自治权。通过羁縻政策的实施与对边地族群开放、包容的姿态，唐朝保持了长期的繁荣与稳定，更加巩固了不同族群融通共生的天下秩序，加强了多元一体的族群凝聚传统。

辽宋夏金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的族群融合期，孕育了新的大一统。辽宋夏金尽管先后并立，但都自称为华夏正统，都力图一统天下，接续华夏文明。例如，辽代君主的目标一直是在对各族群兼容并包、因俗而治基础上，推行华夏礼乐政教，进而入主中原，完成大一统事业。

元朝从边地入主中原，完成大一统重构任务，一方面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另一方面仰赖于草原族群尚武传统与中原王朝文治体系的有机结合。明继元而起，不仅延续了元代的行省制度，而且对蒙古部族采取了怀柔羁縻政策，设置了“朵颜三卫”，并以通关、互市等手段，加强了不同族群的经济交融与社会联系。清崛起于东北，在明衰微之际，天下大乱之时，入主中原，成功开启了新的大一统时代。这一方面得益于满人君主实行满汉合作，积极践行华夏礼乐政教，与儒家士大夫共治天下；另一方面得益于华夏文明认同感支撑的多元治理体系，能够以不同的治理政策统御蒙古、西藏各部，维系了稳定的多元一体基本格局。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族群凝聚传统是由生活在华夏大地的不同族群共同塑造的，支撑起多元凝聚为一体的，正是中华文明的文明目标和政教追求。具体来说，一方面，超越族群界限而将广土巨族凝聚在一起的是对同居合群的文明生活之道的普遍追求，无论是生活在中原还是边地，无论族群的历史名号如何变迁，这种追求都贯穿在族群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全过程之中，力求统一和争称正统正是这种追求的突出体现；另一方面，文明的普遍追求通过各个族群的行动和思考展现为具体而多元的样态，特别是诸多族群的共生和交融孕育着文明更新的契机，边地族群入主中原往往意味着中国获得新的活力与生机，传统政治文明正是在中华民族内部不同族群的接力之中得到赓续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从唯物史观来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统一性是在不断化解矛盾、凝聚共识的实践中形成的辩证、有机的统一性。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程中，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对立统一的整体文明格局，中华民族内部的不同族群各自发挥自身的文化特色，为国家建设和文明赓续提供扎根于各民族人民生活的独特理论资源和实践资源，中华民族正是在这种从“各美其美”走向“美美与共”的辩证过程中保持着生机和活力。

文化建立于一定经济基础之上，是与一定政治制度相适应的观念形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当代中国的单一制国家形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新产物。这些制度创新，在文明赓续的意义上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明的引领力。在具体制度和突出特性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的是政治文化机制与价值，其中天命民本、多元一体和贤能淑世的机制与价值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它们虽然产生于古代的历史经验，但是以其对政治生活机理的深刻洞见，超越了具体的时代，在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的现代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构建现代中国政治秩序的重要思想资源和制度资源。

首先，天命民本的责任原则引导着有识之士探索中华文明赓续和复兴的目标。中西相遇以来，中国遭遇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视野来看，这一变局不仅催生了民族危机和政治危机，而且也催生了中华文明是否能够在现代展现出生机的文明危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近代的危机表现为“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与这样的整体性危机相应，有识之士很早就将中国的应战方略总结成“保国、保种、保教”，中国的现代转型承担着政治革命和文明复兴的双重使命。在从“保国、保种、保教”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程中，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旨在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才真正承担起天命民本的责任。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的问题，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无论是古代“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心所向”，还是当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人民至上”，都反映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尊重和满足人民利益的价值旨趣，铸就了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集中体现的人民性价值观。

其次，在现代中国，多元一体的族群凝聚传统不但得到延续，而且在其基础上建立起了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虽然面对着西方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扩张与武装拓殖，多元一体的格局遭受了冲击和挑战，但是具有悠久文明历史和高远文明追求的中国在现代转型中并没有丧失文化主体性与历史主动性，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以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引领各民族建立了包容诸多文化单元而又呈现出突出统一性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从中华文明的现代赓续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事业，不仅继承了古代中国的广阔疆域，而且完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族群凝聚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根基和思想源泉，彰显了各族人民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景。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面深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以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并在文化的滋养下凝聚前进动力。

最后，贤能淑世精神贯穿在中国应对危机与挑战、探索中华文明现代发展道路的各个阶段。面对西方的冲击，中国的政治秩序发生重大变迁，不但科举制被废除，而且延续了2000多年的君主制度也被共和制所替代。在失去了君主制和科举制的支撑之后，现代中国依靠什么样的力量领导人民、组织社会、建设国家，成为重大的现实和理论问题。在经历曲折的探索之后，中国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任务落在了革命政党的身上。面对反帝和反封建的双重使命，革命政党不但要在组织上塑造成为可以领导社会的力量，更要在思想上建党，以高度自觉的思想理论和政治纲领来唤醒民众。中国共产党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始终保持刀刃向内的政治自觉、与时俱进的理论自觉、守正创新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塑造积极健康、正气充盈、富有活力的无产阶级政治文化。正是作为先进性团体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最终完成了带领和团结全国人民，组织社会、建设国家、复兴文明的任务。

从天命民本、多元一体和贤能淑世的现代转型历程中可以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凭靠的是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这种衔接得以发生，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生命力，使它汇入现代政治秩序建构的历程。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展现出了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彼此契合与相互成就的能力。一方面，中华政治文明天命民本、多元一体和贤能淑世的机制和价值，与承担社会革命和国家建设任务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深刻的契合性。这种彼此契合，既为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发展出现代形式提供了可能，也为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条件。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视野来看，中国现代政治秩序的探索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之间相互契合与相互彰显的过程。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不是静态的相互映照，而是动态的相互成就。在回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促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应对政治社会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过程中，由自在的相契走向自觉的相成。正是在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中，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经历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融入旧邦新命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和理论探索。

“两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也使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人类文明发展注入了创新活力。“第二个结合”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天命民本的政治正当性原则超越王朝盛衰，激发了政治责任意识，赓续着文明目标；多元一体的族群凝聚传统支撑着族群共生秩序，抟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贤能淑世的政教追求贯穿了家国天下的场域，涵养了修齐治平的伦理政治精神。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具有契合之处，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文明蕴含的精神追求和丰硕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从“第二个结合”出发，理解中华文明同居合群之道的历史发展脉络与内在机理，有助于我们以高度的文明自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