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中国共产党始终思考、探索、实践的重要问题。党的百余年从严治党历程，经历了从建党初期的“布尔什维克化”到“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开创，到“从严治党”的提出至“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再到“党的自我革命”的继承创新，直至“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深入发展动态演进的过程，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建设的一幅完整的历史发展脉络。

（一）从“布尔什维克化”到“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党的建设。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就对党员管理作出明确规定。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专门对党的纪律予以明确。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6年7月召开的四届二次扩大会议上，对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性进行了强调，并第一次明确提出使党“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3]279。随后在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上，瞿秋白在开幕式致辞时提出，要“使党完全布尔什维克化”[4]250，即学习苏联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的重要选择。但在“布尔什维克化”的影响下，到20世纪30年代左右，党内盛行教条化、神圣化运用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经验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思考的重要问题。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首次把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5]602，以此作为党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的遵循，开启了独立自主探索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在中国实践的先河。

（二）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到“从严治党”

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推进，使中国共产党更进一步认识到党要管党，必须从严治党，通过对党的建设经验的总结，提出了“从严治党”这一概念。“从严治党”最早出现在党的文献是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必须从严治党，严肃执行党的纪律……从严治党，除了必须把少数腐败分子开除出党之外，还必须着眼于对绝大多数党员经常地进行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6]53之后，“从严治党”确立为党的建设方针，并在党的十四大修改党章时首次将“从严治党”写入总纲，“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必须紧密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坚持从严治党，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提高党的战斗力，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坚强核心”[7]192。此后，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八大报告均坚持了这一方针。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的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8]4-5。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八大，中国共产党人对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是一以贯之地坚持，奠定了党的建设“严”的基调。

（三）从“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理论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并实现了从严治党的全面推进，使“从严治党”发展到“全面从严治党”。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省考察时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9]22，并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拓了我们党管党治党的全新视野。在此后的多次讲话中，习近平深入阐明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要义。党的十九大党章修正案首次将“全面从严治党”写入党章，将“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修改为“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10]9-17。2018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我们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坚持思想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保持战略定力，拿出恒心韧劲，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11]555这次讲话明确了全面的范围、严的基调和治党的责任，使全面从严治党在新时代收获了卓著成效。

（四）从“全面从严治党”到“党的自我革命”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深化发展，形成了自我革命这一重要论断。在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首次提出“自我革命”，强调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自觉服从改革大局、服务改革大局，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共同把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9]104。2016年，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强调：“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9]432019年，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系统阐述了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深刻内涵。此后，习近平在论述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探索长期执政的语境中，自我革命的表述均有所体现。总体来讲，自我革命更多地是在党的建设领域使用，自我革命也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革命性话语创新。

（五）从“党的自我革命”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

“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理论和实践创新。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1]117此后，第一次将自我革命和全面从严治党关联起来进行论述是在2018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讲话中提出的：“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12]71这一论述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第十四个坚持和第十三部分分别谈到的“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12]20和“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12]48的基础上首次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的完整表述。此后，根据新时代10年党的建设伟大实践，2022年1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13]550随后，他分别在2022年7月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并强调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重要命题。从时间看，集中论述两者关系是在党的十九大以后，此时，我们党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在自我革命的认识上也产生了新的思考，但是，全面从严治党还需要持之以恒推进下去，关于自我革命的认识也需要进一步梳理完善。可见，两个“永远在路上”的形成，是习近平对党的建设深入思考的结果，是在理论和实践的双向互动中深入演化的结果，也促使我们系统研究党的自我革命与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关系。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内在的逻辑关联是形成这一论述的关键所在。通过系统分析两个“永远在路上”的形成逻辑，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上，还是在历史经验上，或是在实践上，都有着共同的渊源。

（一）理论基石：两个“永远在路上”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

19世纪40年代以来，马克思、恩格斯适应欧洲无产阶级解放的斗争，形成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他们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历史使命、斗争方式、自身建设等问题进行的重要论述，为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诸多无产阶级政党夯实了理论基石。

首先，自我革命和全面从严治党是坚持无产阶级政党人民性、科学性的必然要求。从人类社会发展演进历史看，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14]402，资产阶级带来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并进而引发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但资产阶级也带来了对广大无产阶级的压迫，导致人依赖于物。“衡量国家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的标准之一，就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程度。”[15]在政党治理的视域下，任何一个政党要想实现政党使命和彰显政党价值，必须通过加强自身的治理，提高制度化、规范化程度。但是，资产阶级政党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其对人民的代表性不足，所以他们不会主动适应国家和社会的变化来进行改变，而往往只会想方设法地稳固统治地位为自己攫取利益，政党执政是利益博弈的结果。这就是说，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无法实现自我革命和全面从严治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4]411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使命型政党的典型代表，在本质上要求“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13]9。自我革命内在要求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人民性、科学性、实践性，全面从严治党内在要求的对党自身建设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也彰显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革新性、发展性，都是党的基本性质的体现。

其次，自我革命和全面从严治党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性、斗争性的必然要求。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我批判……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14]672无产阶级政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革命和斗争。在政治上，无产阶级政党要确保党始终朝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就必须同各种影响和分化、破坏党的政治方向、政治目标的现象作斗争。在思想上，无产阶级政党要和党外的各种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虚假的社会主义思想等进行斗争，还要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在组织上，无产阶级政党要和各种宗派主义、圈子文化作斗争，要保持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作风上，无产阶级政党要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作斗争，保持党风纯洁。在纪律上，无产阶级政党要加强各项纪律的要求，在斗争中划清党员的行为底线。在制度上，无产阶级政党要同各种破坏、不遵循党的各项制度规矩的行为作斗争。在反腐败方面，无产阶级政党要随时避免党员被资产阶级政党腐蚀，要确保社会公仆的权利和义务在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可见，斗争性、革命性、彻底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特质，自我革命和全面从严治党都彰显了这些基本特质。

（二）历史积淀：两个“永远在路上”承继了深厚的历史经验

两个“永远在路上”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既源自于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又源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自我革命精神和从严治党经验。

首先，源自于中国共产党去腐生肌、刮骨疗毒的优良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来源。回顾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史，一部党的自身建设史就是一部从严治党的历史，是一部自我革命的历史。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确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的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重大课题，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开创和推进，还是新时代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均体现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管党治党的主要任务。“政党建设是政党为维护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而采取的巩固措施，包含一系列为保证自身性质而进行的自我建设与完善活动。”[16]认识来源于实践，正是通过贯穿中国共产党政党建设的实践，使党在政党治理现代化中逐渐形成了从严治党和自我革命。同时，由于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实践非常丰富、成就非常显著，从而为认识上升为理论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素材，也有助于理论的进一步升华。因此，习近平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17]160“品格”是拟人化表述，是指内化于党自身的特征。品格的显现源自于实践对主体特质的造就，是在主体实践基础上的内涵升华，凸显了自我革命的内在品格得益于从严治党的实践。

其次，源自于绵延不息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的实践中逐渐凝结、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共产党孕育形成自我革命和全面从严治党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诸如自强不息、为政以德、见贤思齐、革故鼎新、严于律己、任人唯贤、克己奉公等传统政治观、责任观、价值观均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和全面从严治党起到了规范性作用。比如，民为邦本体现了以党的自身建设为立足点，自我革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都是要聚焦于以人民为中心；为政以德为自我革命和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基本要求，即以德行的提升为执政的内在要求；革故鼎新指明了自我革命和全面从严治党既要遵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时又要结合时代特点去丰富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任人唯贤为自我革命和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组织建设方面的要求；克己奉公要求党员干部在坚持自我革命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时要遵守党的各项纪律，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可见，作为中华民族精神集中体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和全面从严治党奠定了传统文化基础。

（三）实践需要：两个“永远在路上”是破解百年大党独有难题的科学路径

问题是科学认识的基点，而回应和解释现实问题则是科学认识的存在意义，任何科学都是基于聚焦思维要解决的问题而得以存在。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和百年大党，在创造世纪伟业的同时也面临着独有的难题。在党的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六个“如何始终”的大党独有难题，即“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18]118。从现实逻辑看，两个“永远在路上”是破解和回答“六个如何始终”的难题，提出前瞻性思考、布局总体性方案的重要内容。

首先，两个“永远在路上”产生的现实环境，都是同党的十八大以来破解百年大党独有难题的实践密切相关的。党的十八大召开之时，党和国家面对着各种纷繁复杂的挑战，从中国共产党这一主体来看，“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2]5。中国共产党还面临着“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七个有之”等诸多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是破解百年大党独有难题的具体指向，是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现实要求。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推进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全方位的伟大变革，其中在党的建设领域的成就集中体现在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2]14。新时代党的建设取得重大成果，彰显了新时代我们党对自我革命和全面从严治党认识的不断深化。从问题导向看，全面从严治党还需要持之以恒推进下去，关于自我革命的认识也需要进一步发展。基于此，两个“永远在路上”指向的就是党面临的现实困境，是要通过认识深化、实践推进聚焦解决百年大党独有难题。

其次，从两个“永远在路上”形成的理论基础来看，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破解百年大党独有难题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丰富，其中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中都有关于党的建设的内容，党的自我革命和全面从严治党都是其中的关键词。作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对全面从严治党和自我革命的互促共进关系的相关论述中，体现在习近平将两个“永远在路上”结合起来思考破解百年大党独有难题的忧患意识中。比如，2019年1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清除了党内存在的严重隐患，成效是显著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12]222 2021年2月，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教育引导全党在开启新征程的关键时刻，继续发扬彻底的革命精神，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保持‘赶考’的清醒，以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新的伟大社会革命。”[19]10两个“永远在路上”的形成，进一步解决了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烈的问题导向。这些论述充分证明，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话语和理论，两个“永远在路上”既是新时代治国理政智慧在党的建设领域的体现，也是对破解百年大党独有难题的认识结晶。

两个“永远在路上”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建话语体系中的重要问题，虽然有着内在联系，但二者之间也有区别，主要体现在，从理论与实践看，自我革命侧重于理论，全面从严治党侧重于实践；从目标与路径看，自我革命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归宿。

（一）理论与实践：自我革命侧重于理论，全面从严治党侧重于实践

列宁认为：“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20]90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形成后进一步用以指导实践，对事物的认识过程就是从实践到认识再指导实践的过程。“实践——认识——实践”的辩证关系原理是认识两个“永远在路上”的基础。习近平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13]550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这一论述进行分析，可以透过诸多表象深刻洞察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关系，即全面从严治党侧重于管党治党的实践，党的自我革命侧重于管党治党的理论。

首先，从理论看，自我革命的理论核心是“九个坚持”，包含着全面从严治党。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具有反复性、无限性、上升性，理论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反复实践检验、理论总结而成的。在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总结积累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创新实践的基础上，我们党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习近平指出：“我们党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形成了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丰富思想成果”[17]180，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运用战略思维思考党如何执政、如何建设、如何实现党的全面领导等问题的集中体现，并构成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原创性要素。习近平用“九个坚持”概括了其基本经验：“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坚持发扬钉钉子精神加强作风建设，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纠正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坚持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制度，形成全面覆盖、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13]550能够称之为规律性认识的，必然是经过长期探索而形成的，上升为理论体系的认识。可见，“九个坚持”就是对自我革命战略思想所进行的系统总结，明确了自我革命的理论内涵和内在逻辑。在这一论述中，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是其中的组成部分，这就说明，自我革命相对于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更大的概念，全面从严治党包含于党的自我革命。

其次，从实践看，全面从严治党是检验新时代自我革命理论的实践标准。马克思主义认为，客观的物质世界是人们认识的对象和来源，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但与此同时，“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21]103，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以实践性事实对既有认识进行评估与反思。由此可知，我们目前得到的关于两个“永远在路上”的认识不仅是来源于思维抽象而形成的理性认识，还是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管党治党具体实践活动而形成的能动的认识。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能否经受实践检验是判断这个理论是否成熟的重要依据。实践证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进行了全面总结，“历史性”表明这一系列的成就和变革在党的百年党史中的影响是深刻的、深远的。通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成为更加坚强、自信、挺立于世界历史潮头的第一大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创造了令世人惊叹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实现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事实充分证明，自我革命是被实践检验了的正确的理论。

（二）目标与路径：自我革命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归宿

自我革命内在既蕴含着目标性意蕴，也蕴含着过程性意蕴。从目标性意蕴看，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懈追求，具体可体现为“使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12]188能力，这是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能力要求和评价标准；从过程性意蕴看，自我革命是提高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革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途径，要通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实现自我革命的目标要求。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勾勒了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活动方式和进程，与此同时，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鲜明主题，其意蕴就是要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实现自我革命的目标要求，运用动态的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过程不断促进自我革命的过程。

首先，从目标看，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是实现自我革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3]550是百年大党必须回答且必须回答好的重大时代课题之一。为回答这一问题，厘清这一时代课题与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其中“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18]116，而全面、严、治分别从管党治党的范围、要求、责任明确了新时代管党治党的实践指向。自我革命则要求通过全面从严治党，达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从自我革命的目标性意蕴看，“什么样的”内在蕴含的是“自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即达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即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目标性问题；从自我革命的过程性意蕴看，要求增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指向性、预见性、系统性、实效性，体现到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来，即回答了“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过程性、路径性问题。

其次，从路径看，自我革命理论用以指导全面从严治党实践。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来自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为实践服务。经由实践形成的认识要经由理论观念转变为实践观念，才能为指导实践发挥更充分的作用。在对自我革命和全面从严治党关系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把理论观念转变为实践观念的方法，即“必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守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向；必须坚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淬炼自我革命锐利思想武器；必须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严明纪律整饬作风，丰富自我革命有效途径；必须坚持以雷霆之势反腐惩恶，打好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战；必须坚持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凝聚力，锻造敢于善于斗争、勇于自我革命的干部队伍；必须坚持构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为推进伟大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13]550。这表明，自我革命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理论指引与基本规定，反过来，全面从严治党为自我革命目标的实现提供了运作性前提。具体而言，新时代自我革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现实的，是在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不断推进的”[22]。列宁指出：“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23]273自我革命总是有具体的表现，这“六个必须”贯通了全面从严治党和自我革命的内在逻辑，明确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即是坚持自我革命。因此，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伟大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13]35。